从“安民新学”到“科学社会主义”

——论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生长路径[1]

 

摘要：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最初外国传教士把马克思的理论作为一种“安民新学”介绍入中国，开始了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零星的传播，也奠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始终以“安民”为要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基于资产阶级立场，同样传播了社会主义的精神要义，强调“民生”问题的重要性，这些都为社会主义论战中确立发展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奠定了基础。早期的社会主义者们并不过多的考虑信仰问题，而是脚踏实地地使“安民新学” 赋予更多可操作的方案，彰显理论的实践性特征。在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之初对于“安民”问题的注重对于当下的中国仍有启示作用，对于思考信仰和理论的关系问题、思考马克思主义对于财富问题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

 

Abstract: There is a process for the spread of the theory of socialism. Primely, as a new theory to reassure the public, the spread of socialism lays the foundation to establish the theory always based on the substance of reassuring the public. A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Sun yat-sen also emphasizes that the people's livelihood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cialism. All these theories lay the base of the debate of the socialism. The socialists consider not the problem of the belief but the project to reassure the public, showing the practically character of theory. The emphasis of the problem of the reassure the public let more and more people think about relationship between belief and theory and the problem of the fortune in Marxism.

 

 

 

 

 

 

 

关键词：安民新学 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化进程

 

Keywords：the new theory about reassuring the public

 scientific socialism

 the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在邓小平同志提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之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已经基本完成了其中国化模式的转型。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关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表述与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之初所谓的“安民新学”的理解有着紧密的关联，也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财富问题的中国式阐释。虽然，学术界普遍认为，“五四运动”时期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得以广泛传播的时期[2]，但也不能否认在五四之前，国人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多重理解影响着中国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化的进程，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化奠定基础、指明方向。

一、清末的“养民新学”

1899年，由外国传教士主编的《万国公报》上刊登了由李提摩太翻译的文章《大同学》，这篇文章译自本杰明•颉德（Benjamin Kidd）的《社会进化》（Social Evolution），这也是中国首次提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刊物。虽然这并不是一部完全介绍社会主义思想，虽然作者连马克思是英国人还是德国人耶没有搞清楚，但不可否认，它从社会进化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并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才是真正的“安民新学”。

“今世之争，恐将有更甚于古者，此非凭空揣测之词也。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马克�疲�马克思），主于资本者；美国之爵而治（亨利•乔治），主于救贫者也；美洲又有拍辣弥（贝拉米），主于均富者；英国之法边（费边），由以能为著。皆言：人隶律法之下，虽皆平等，人得操举官之权，亦皆平等，独至贫富之相去，竟若天渊。”[3]可以看出，此文中对于“安民新学”的理解范围很广泛，但都围绕着“财富之平等问题”，说明“安民”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马克思认为财富问题的理解首先是一个“资本的占有”问题，资本家对于资本的私人占有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富豪之家，坐享其成”，占了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劳动财富，“合失败千万众，尽力以霸占之”[4]，使得财富不断的集中到了资本家的手中。根据本杰明•颉德的理解，在工人斗争不断加剧的现象下，其本质首先是“贫富对立”的问题，马克思理论就是要解决这一矛盾，只有这个问题得以解决，才是真正实现了“安民”。过去的理论不为大多数百姓所了解，很大程度上是并没有涉及到百姓关注的问题，而马克思理论传入之初就被冠上了“安民新学”之名，显然为其之后的广泛的传播创造了有力的条件。

尽管这一时期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还是零星的、未成体系的，但不可否认，传教士的传播让国人对于马克思以及它的学说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随着其后留学生出国留学潮的到来以及翻外国原著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传播社会主义的思潮，出现了大量的社会主义学说的译著以及对于社会主义流派的介绍，其“共产均贫富之说”仍然是学者关注的热点，都认为“增进人间之福祉”是社会主义的当然之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资产阶级革命派承担起了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的重要职责，马君武、朱执信都是其中的代表，而以孙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安民新学”之义最为接近。

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的推翻了存在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标志着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初步实现，也使得孙中山有时间开始着手于“民生主义”的实践。孙中山明确说过：“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就是社会主义。”[5]他关于“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观点再次强调了安民之本是“均贫富”。

孙中山基于土地公有的理论，提出了“平均地权”。 孙中山主张:“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归原主所有，而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名享有”。 孙中山所提出的主张主要是来自美国亨利乔治的单一税学说，主要就是国家通过向土地征收单一的地价税，把地租转交给国家。这种方法可以在限制以致取消土地私有制，从而达到土地公有。孙中山认为这个是避免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孙中山充分的而意识到了，土地问题是老百姓关注的首要问题，社会革命在整场革命中的重要性。

“节约资本”是新三民主义中对于“民生主义”观点的又一补充。“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 或有独占的性质, 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 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 由国家经营管理之, 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 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6]这里节制的“资本”即指私人资本、也指外来资本，最重要达到的目的是发展国家资本。所以，孙中山并不否定资本主义，他只是同情工人，痛恨资本家，所以从某种程度上看，孙中山“非反对资本, 反对资本家耳；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 垄断社会之富源耳。”[7]孙中山节制资本，仍然是为了保障多数人的权益，发展国家资本，让全国人民得益，他对于发展事业的计划也是符合社会主义精神的。

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并非“科学社会主义”，他的“平均主义”的分配观并不损害封建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也不可能真正解决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孙中山的方法主要是针对城市土地问题的，比如香港，上海这些“地价一定跟着文明日日高涨”的情况，而不是针对农民问题的，所以根本上没有出动封建土地所有制，也不能满族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而他的“节约资本”的观点，形式上可以遏制资本主义走向垄断，但却并没有触及当时中国的根本问题，他无法明白只有真正收回国家的主权、做好合理的引进资源，才是节制资本的前提。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又一安民之学，包含着社会主义精神，却并非科学社会主义，但其为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论战使人们真正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奠定基础，为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化进程开启了大门。

三、社会主义论战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阐释

20世纪20年代初，一些原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型，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人开始广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新青年》、《民国日报》、《共产党》、《改造》等刊物上发表文章。但与此同时，仍有一批民主主义者坚持资产阶级的立场，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６日，张东荪在《时事新报》发表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引起了一个讨论社会主义问题的大论战，其后梁启超也发表文章加入了这场争论之中。学术界认为20世纪初的社会主义论战包括三大主要问题的争论，一是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二是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争，三是社会主义是否可行的争论。而其中以第三个问题争论最为激烈，因为它是在马克思主义者与一群自称社会主义者之间进行的。

这场论战在张东荪、梁启超以及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进行。张东荪、梁启超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 打着拥护社会主义的从帜, 高呼：“社会主义乃是一种人生观与世界观——而且是最进化最新出的人生观与世界观。”[8]这种观点具有迷惑性，事实上他们质疑社会主义发展的经济条件，也质疑社会主义发展的阶级条件，认为发展社会主义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贫穷的中国，要改变中国贫困的状况，必须要“增加富力”、“开发实业”，这些只有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才能实现。中国的实业非常的不发达，特别是内地，几乎没有什么实业的发展，这种状况与欧洲大相径庭，所以他们认为现阶段搞社会主义，是一种越阶了，只有依靠资本主义，把中国的实业搞上去了，人民的生活富裕了，过上人的生活了，再搞社会主义也不迟。他们宣扬的是罗素的和平主义的观点，认为当时中国最有“实力” 的仍然是资本家, 开发实业“离不了中国资本家”。[9]􀀁

马克思主义者对此做出了严厉的反击，提出了明确的观点，在否定资本主义发展弊病的同时，指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的合理性，也为这“安民新学” 赋予更多可操作的方案，彰显理论的实践性特征。第一，驳斥中国不存在“贫富不均”的现象。中国的田主佃户两阶级, 自古以来就有的了，在当时的社会仍然存在着，所谓的“富者田连降陌, 贫者土无立锥” 的情景，一般的老百姓都能看得到，所以梁启超、张东荪提出的中国并没有“贫富不均”，而是只要发展实业就能改变中国的局势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运动只是一场穷人向富人乞讨来的生活，是没有平等可言的。只有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才能真正改变局势，实现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第二，并不是只有资本主义才可以“发展实业”、“增加富力”，社会主义才是更好的方法。邵力子提出：“增加富力，开发实业”对于社会主义者而言，“不但从来没有反对过，并且也认为必要。”[10]张东荪提倡的“发展事业”最终是要依靠外国的实力，获得帝国主义的支助的，所以他最重要达到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大多数人利益的满足，而仅仅是符合了少部分人的权益的考量。而事实上，社会主义从来都没有否认过要发展实业，要增强国家的实力，李达明确提出：“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 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11]资本主义的方式确实能增强富力，但同时也会扩大贫富差距，而社会主义的方式却是谋民族的福利，谋大多数人的福利，在社会主义的方式下，“全国的人都变为一种生产的人, 没有坐食的官僚、剥夺的资本家”[12] ，肯定劳动在财富创造中的基础地位。

这场争论让更多的人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特殊地位。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最新成果，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运动规律，也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在中国这种规律很大程度上与“财富问题”紧密相连，而且是与百姓的“财富”密切关联。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马克思主义者充分肯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因为这是“根本改造经济组织谋社会中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实行将一切生产机关归为公有，共同生产，共同消费”[13]的最佳方式。

四、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化进程的当代启示

社会主义理论从传入之初就是与“安民”之要旨紧密相连，这奠定了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基调。虽然，早期的社会主义论战仍有其不足之处，比如对于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把握不足，对于革命对象的认识也不够准确，但大多数社会主义者们都明确一点：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指向共产主义的信仰，更是一种关注现实的精神，这种现实的精神很大程度表现在对于大多数人的“财富问题”的关注，是对“民生”问题的关注，这对于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仍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理论，是具有实践性特征的系统理论。在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之初，张东荪就曾经对社会主义者提出过质疑，提出“现阶段我们社会主义研究应该分清楚“信仰”上的社会主义和“学说”上的社会主义，前者只需要一种热烈的感情就够了，而后者则应该在社会主义的学理研究上下工夫，创造出一种更圆满的社会主义”[14]，这一观点同样适合于追问当下的社会主义者们。社会主义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当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时，已经不再仅仅停留于共产主义信仰。我们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理论是指导我们日常工作的重要准则，我们不能仅仅拥有满腔的热情，我们更应该理论联系实际的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创造出一种圆满的社会主义。

其次，科学社会主义不仅仅是说明人类历史发展基本规律的理论，更是关注大多数人的切实利益的理论，更是一个始终关注民生问题的理论。近期，俞吾金教授提出“只有当研究者们把视角切换到经济哲学上去时，他们才有可能看到财富问题在马克思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15]这与中国早期社会主义传入之初的发展进路是相吻合的。从最初的“安民新学”发展而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来都是关注“财富问题”的。当今社会，老百姓最关注的就是各类民生问题，如与房地产相关的问题（包括房产过热、房地产税的增收等）、基本生活资料价格不断上涨的问题、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通货膨胀不断加剧等等问题都是老百姓的财富问题。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劳动是创造财富的基础，但不是财富的唯一来源，如何合理分配好各类财富资源，就成为了当务之急。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实体之际，过去注重GDP指数的增长方式已经不再为大家所推崇，回顾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之初时的生嫩模样，似乎我们偏离的还不远，关注人、关注大多数人、关注大多数普通的人才是社会主义思潮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