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的历史演进及现代转型
马可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上海 201620）
摘要：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的核心内容，其沿着“革命型”、“革命—建设型”、“改革—建设型”到“改革—创新型”的轨迹演进，经历了一个“产生传承—变革发展—创新转型”的历史进程。以历史发展为脉络，系统梳理并深度阐释党的执政意识，探索具有内在联系的、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执政党理论建设的发展道路，对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历史演进；现代转型
执政意识，作为掌握国家政权的政党在制定大政方针、管理国家事务的特殊执政思维，它与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发展息息相关。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明确表明，执政意识是执政党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攸关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国家政权的兴衰。执政意识，作为执政党对政党执政相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整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是执政意识的系统性升华。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的核心内容，以解决执政党在执政实践中出现的迫切问题为理论创新的源泉和动力，全方位地回答和解决“为谁执政、靠谁执政和怎样执政的问题”。因此，以历史发展为脉络，历史解读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执政意识问题的艰辛探索，详细论述列宁关于俄共（布）如何增强执政意识的理论与实践，深度阐释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的历史演进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党的执政意识的历史传承与伟大创新等问题，对探索具有内在联系的、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中国特色的执政党理论建设的历史发展道路，对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理论探索和执政实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执政意识的开创性论述
意识在哲学意义上是人类特有的思维领域的活动现象，反映的是主体与周围事物的关系，在阶级社会中表现为阶级意识。阶级意识的组织形式是政党，政党的实质是政权。任何政党都有自己的政党意识，执政党更不例外，尤凸显其执政意识以用于实现社会整合和社会控制的工具。
马克思主义执政意识的产生起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尽管由于受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经历过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但他们未雨绸缪地的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意识。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时期，他们把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组织——“共产主义同盟”。《共产主义同盟章程》开宗明义地宣布：“同盟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1]（P572）马克思恩格斯在为“共产主义同盟”写的纲领——《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指出:“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2]（P285）马克思恩格斯还系统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纲领、策略原则和组织原则等，并把执政意识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有机地渗透到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其中包含的观点为后人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奠定了理论基础。
列宁是第一位亲身经历并直接领导了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革命导师，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中，建立了一个区别于第二国际的、新型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在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后，俄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执政党，在执政党条件下如何建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面临的一个崭新的历史课题。列宁指出：共产党执政后如何巩固政权、如何增强执政意识将是“新的异常困难的事业”，“这是一场严峻的考试”。[3]（P81，82）列宁在短短六年的执政中，对此经历了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反复过程。列宁强调了俄国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指出“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4]（P248）“国家政权的全部政治经济工作都是由无产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4]（P88）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增强执政意识，改进领导方法，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谨防党内产生骄傲自大情绪，防止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坚决同各种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作斗争。为了更有效地加强党的建设，列宁特别指出，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党的工作制度必须由“战斗命令制”改为“工人民主制”，实行集体领导原则，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设立党的监察委员会，维护党的团结。
列宁的执政意识和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执政意识所作的进一步探索可谓成果丰硕，尽管他并没有直接提出执政意识的概念，但其观点和执政实践对增强布尔什维克党的执政意识，提高布尔什维克党的战斗力和凝集力，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意义深远。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要正确处理党的领导和执政的关系，要把巩固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思路逐步转变到强化执政意识的轨道上来。但至于从体制层面如何增强党的执政意识，列宁对此问题的探索因为他的离世而无奈中断。而在列宁之后，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并没有继续发扬列宁的党建思想，党内问题层出不穷，最终导致苏共在执政七十多年后走到了尽头。
二、“革命型”意识到“革命—建设型”意识：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的产生和传承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其执政意识发轫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理论，因此其对执政意识的探索有其独特性，发端于党的二大上明确提出的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实现于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局部执政时期。1921年，党一成立，就把追求建立民主政权写入党纲。在次年党的二大上，更是明确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打出了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民主政权和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治主张。为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5]（P303）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主张走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创立了井冈山、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等十几个革命根据地。1931年，在中央根据地建立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局部政权的执政党的开始。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又建立了一系列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陕甘宁边区还建立了各级人民政府，实施了施政纲领。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控制的解放区日益扩大，建立了华北、东北、内蒙古自治区等地方人民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实践执政的权力，取得了部分执政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担负起全国执政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毛泽东根据对执政党特点的认识和分析，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系列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有效措施。一是开展整风运动，切实提高党员干部队伍的政治思想水平。经过半年左右的整风运动，全党思想觉悟和思想作风有了明显提高和改善。二是进行党的基层组织整顿，党内教育和组织生活制度建立和健全起来，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得到了更好发挥，党的战斗力大大增强。三是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从严治党。针对“三反”“五反”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注意从制度上法律上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这是执政党建设的良好开端。四是反对反党分裂活动，维护党的团结。通过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斗争的胜利，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但从1957年反右斗争发生严重扩大化开始，党在执政意识上经历了长达20年曲折前进和严重受挫时期，甚至发生过严重的扭曲，“文化大革命”就是我党执政历史上最为惨痛的教训，这也表明毛泽东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对于“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并没有形成清晰的认识，在执政意识问题上带有一定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
三、“革命—建设型”意识到“改革—建设型”意识：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的变革和发展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为标志，紧紧抓住“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执政党”这一前所未有的新课题，展开了艰难的探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当代中国，紧紧联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回答了新条件下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力挽狂澜地推动了党的执政意识从“革命—建设型”意识到“改革—建设型”意识的根本转变，党的执政意识再次回归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核心理念，开始了对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拨乱反正，使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党的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上，邓小平认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6]（P141）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6]（P144）处理遗留问题“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6]（P147）恢复和重新确定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机统一起来，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精髓放在执政党建设的首位。在党的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上，邓小平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6]（P266）为了坚持党的领导，他还一再强调改善党的领导，“只要坚持并且改善党的领导，由此带动其他工作，我们的任务就能够完成。”[6]（P266）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中，邓小平提出了整个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党的领导制度改革的任务，认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6]（P341）在党的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上，在邓小平主持下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总结了建国以来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指出：“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7]（P39）邓小平充分肯定了民主集中制作为我们党根本制度的优越性，认为“这种制度更有利于团结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我们做某一项决定，可以立即实施。”[7]（P257）邓小平深刻认识到，“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7]（P380）“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7]（P381）民主集中制规范了党内生活的基本准则，是党赖以建立和发展的最基本的制度保证。
在这个历史时期，邓小平首次回答了在执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条件下，如何建设一个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代表人民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诸多问题，深入探索了党的执政意识问题，在执政党建设理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1989年苏东剧变，世界上第一个通过“跨越理论”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质变，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苏共跨台不仅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挫折，更是执政党建设振聋发聩的经验教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一经成立，就时刻牢记邓小平对他们“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7]（P314）的政治交代，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把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纳入全球范围内政治力量较量、变化的大背景中来思考，使执政党的建设有了更为广阔的世界眼光。
1989年12月，刚担任党的总书记不久的江泽民，第一次在党的历史上明确提出了“执政意识”概念，指出：“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党的领导要通过执政来体现。我们必须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8]（P7）这一概念的提出，体现了党对执政党建设理论认识的觉悟性，标志着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水平通过强化执政意识来加以推进。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江泽民反复论述增强执政意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为执政党的建设和管理远比没有执政的政党艰难得多，为此他逐步探索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方式问题，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上升到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高度来努力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充实了执政意识的内涵。其中，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新探索，通过“三讲”教育，进一步提高了领导干部正确把握形势、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江泽民在深刻分析党的历史方位变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9]（P7）“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面对执政党建设的诸多问题时，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态度，是创造性地回答执政党建设的一个重要标志。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强调，面对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执政意识的理论武器和根本指针，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并把共产党执政规律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一并作为党应掌握的三大规律。以上这些执政意识的重要思想，是江泽民对党的建设实践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作出的科学回答，与时俱进地开创了党从“革命—建设型”执政党到“改革—建设型”执政党的转变，表明党的执政意识得到不断完善并向更具客观规律性层次飞跃。
四、“改革—建设型”意识到“改革—创新型”意识：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的创新和转型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始终牢记“两个务必”，高度重视和反复强调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以求真务实的精神继续强化党的执政意识，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一步探索和回答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胡锦涛明确提出了“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指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10]胡锦涛从七个方面高屋建瓴地架构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基本内容，把执政能力建设作为重中之重，表明党的执政意识的重大创新。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专题研究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深刻论述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第一次全面总结了五十五年来党执政的六条主要经验，明确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决定》对“执政能力”这一概念作了科学界定，指出，“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任务”。[11]（P3）《决定》还进一步明确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指导思想上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执政方式要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11]（P8），在执政任务上要提高“五种能力”，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使党的“执政方略更加完善、执政体制更加健全、执政方式更加科学、执政基础更加巩固”。[11]（P9）《决定》还专门提出要“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11]（P24）这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11]（P23-24）胡锦涛还第一次在党建理论中提出了“党的先进性建设”这一重大命题，指出“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12]，要求全党上下善于运用“五个必须”来促进新时期党的先进性建设，构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长效机制。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以“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题全面论述了党的建设，强调“继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着力建设高素质领导班子”[13]，从六个方面打造一个“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3]，指出，“要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改进领导班子思想作风，提高领导干部执政本领，改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健全领导体制。”[13] 2008年10月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关键在党。要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农村党的建设，认真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增强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断提高党领导农村工作水平。”[14]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回顾总结了党执政的伟大进程，强调“必须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15]在这个极为关键的历史时期，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持之不懈地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充分表明了我们党从“改革—建设型”执政党向“改革—创新型”执政党的转型，充分显示了我们党政治上的清醒和理论上的自觉，充分展现了我们党执政意识的开拓创新和执政水平的显著提高。
一言以蔽之，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的核心内容，其沿着“革命型”、“革命—建设型”、“改革—建设型”到“改革—创新型”的轨迹演进，经历了一个“产生传承—变革发展—创新转型”的发展进程。历史证明，执政党所处的环境、肩负的任务和奋斗的目标不同，执政意识会随势转换。这种与时俱进的转换是执政党更好履行执政使命的必然要求，是执政合理性的内在根据。由此而观，在世界变革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在坚持“改革—创新型”执政意识的前提下，根据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党自身的实际情况，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根本指针，紧紧围绕“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用好权”这一最基本的价值内涵来展开，始终体现“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人民的利益”这一造福于民的价值取向，增强党的意识、人民意识、发展意识、忧患意识和全局意识等五种意识。唯其如此，党的执政意识才能真正基于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才能成为解决党在执政实践中出现的迫切问题的理论创新的源泉和动力，从而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先进性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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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7-10-25(1).
[14]胡锦涛.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5]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