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模式”研究现状的批判性考察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视域
孙晓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上海 201620）
摘要：“中国模式”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最有价值的实践成果，不论对于当代中国人自身生命实践的历史批判运动的自觉领会，还是对于作为“世界历史”的全球化运动的发展，乃至对于人类探索新的生存方式的生命实践，都具有重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然而，当前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只对这一意义深远的历史批判运动做了皮相的解释，本文认为，其根源在于没有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语境”揭示“中国模式”的本质内涵和世界意义。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所开辟的思想境域对“中国模式”的本质内涵及其世界意义进行深度解读，方能回答时代提出的“如何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达到自觉领会？”的重大问题，并推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创新。
关键词：中国模式；历史唯物主义；历史批判运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近年来，中国持续快速的发展势头与资本主义国家总体低迷的世界形势形成了巨大反差，这一方面使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局限性被再次突显出来，另一方面也使“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尤其是自2008年资本主义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模式”被推向了全球现代化运动和理论研究的风口浪尖，在国内外学界、政坛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比如，法国《回声报》就称2008年是“中国模式年”。
时至今日，对于“中国模式”的探讨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然而对其基本性质的理解和认定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有争论本来无妨，对“中国模式”的争论恰好说明了中国发展理念与实践的生命力，然而，如若国人自身不能在争论中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进程达到高度的自觉领会，反而流失了“中国模式”——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上最有价值的实践成果——的灵魂，遮蔽了其中的真理要素，就不仅会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更是当代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乃至世界文明的巨大损失。尤其是对于当前的中国而言，面对西方“成熟的资本主义阶段”之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谐社会建设要求我们不仅要关注西方社会在文明根基上的变化，更要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自身有深刻的反思和清醒的认识。因此，必须对“中国模式”的真实性质和本质内涵予以澄清。
一、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研究的争论焦点
综观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的各类研究，其争论的焦点集中于以下三个理论向度：
1、理论渊薮之争。一般认为，关于“中国模式” 的讨论是由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掀起的，他于2004年5月发表题为《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一文，“拉开了世界各地对中国模式高度关注的序幕”。但经过讨论，多数学者认为，雷默只是第一次提出了“北京共识”，而不是提出“中国模式”的第一人，不能在二者之间划等号。至于是何人何时首创了“中国模式”的概念，国内外学者目前还存在许多不同看法。日本一桥大学石川滋等人曾在季刊《现代经济》多次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把20世纪70年代的“毛泽东战略”称为“中国模式”，国内学者徐崇温在《关于如何理解中国模式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则指出，“中国模式”发轫于改革开放初期，“早在1980年5月，邓小平就一再提到‘中国的模式’的问题，强调各国都应独立思考、独立自主地寻找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发展模式；……它和什么‘共识’并不是同一回事情”（徐崇温：《关于如何理解中国模式的若干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02）。
2、存在与概念之争。关于“‘中国模式’是否存在？”的问题也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支持者认为“中国模式”存在，这种说法具有合法性；反对者认为中国只存在发展检验或道路，不存在任何“模式”，所以，“中国模式”这一说法不能成立，没有谈论和研究的意义，但是可以用“中国案例”或“中国特色”等替代词来取代“中国模式”。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说法有：徐崇温明确说“中国模式还要与时俱进地不断完善，但这并不妨碍它作为中国模式客观存在”，秦宣也认为“‘模式’往往指前人积累的经验的抽象和升华”，所以“从社会发展意义上说，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并不存在任何疑义”。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在2010年5月4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 《为什么要提 “中国模式”？》一文， 声称 “西方很多人并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这些人大都看到中国发展所包含的种种问题和制约因素， 不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一种可称之为 ‘模式’ 的东西， 也不相信中国的发展模式可以持续， 也有一些人是在意识形态上敌视中国， 他们希望中国解体和崩溃。在这些人看来， 中国根本不配产生一种模式”。而他认为，“理性而言，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 就像是盖房子， 房子盖好了， 肯定有个模式。”而李君如、赵启正和丁志刚均不赞成直接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因为“‘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样本的涵义，但中国并无此示范之意”，“发展经验不等于发展模式；中国模式说既不符合中国发展现实，又不符合中国迅速变化的时代特征”，“我们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还在继续探索。讲‘模式’，有定型之嫌。这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
3、世界意义之争。对于“中国模式”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问题，同样存在相互对立的两方看法。一方认为“中国模式”不仅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经验总结，对于当代的中国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而且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和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在想什么》的作者马克·伦纳德认为，中国模式给全球治理带来了希望，“现在正变得明确的是不再能够轻而易举地驾驭中国，中国的安危已经如此紧密地融入国际秩序，它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希望和梦想。”国内学者杨雪冬发表《“中国模式”是中国对世界现代化的贡献》一文指出，“尽管出现过‘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罪魁祸首论’等消极判断，但是主流还是对‘中国模式’的积极评价”。庄俊举、张西立也认为，“‘中国模式’的出现，丰富和发展了世界发展模式，为全球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健康、鲜活的因素，必将为人类文明不断走向繁荣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与上述说法相反，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提法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应该反对这种提法。丁志刚在《“中国模式说”值得商榷》（《学术界》，2010-04）一文中指出，“所谓的模式是有害的；中国模式说会引发负面的国际效应；中国模式说会掩盖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上述围绕“中国模式”展开的三大争论焦点背后的根本问题是：中国模式的本质内涵究竟是什么？遗憾的是，这一富于实践意识的重大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二、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之“本质内涵”的研究层次及其存在的问题
目前国内外对“中国模式”之本质内涵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大理论层次：
第一层次：把“中国模式”看作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实行的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制度、体制、政策的罗列。“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主要包含四个方面内容：从所有制角度来看，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从分配角度来看，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模式；从资源配置角度来看，实行市场调节为基础、国家调节为主导的双重调节模式；从统筹国内外发展角度来看，实行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强调全方位开放的模式。”
第二层次：从要素、特征等方面归纳概括“中国模式”。俞可平认为，“在我看来，重要的不是争论‘中国模式‘的概念或名称，重要的是深入探究中国模式的要素、特征，分析这一模式的得失之道，尤其是记住我们从这种发展模式中应当吸取哪些教训。”唐晓在《欧美媒体对“中国模式”的评价及其启示》（《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一文中归纳了欧美媒体眼中“中国模式”的五大基本特征，即“经济改革优先”、“政府主导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重渐进性、连贯性、 平等性、 艰苦奋斗和可持续发展”、“中国特色的政治民主发展模式”、“坚持独立自主、 走适合国情的道路”。学者江金权在《“中国模式”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解析》一书中梳理了关于“中国模式”内涵的几种说法，他认为这些说法大体分两类：一是“单一要素说”，二是“综合要素说”。杨兴林从指导思想、价值目标、 国情基石、 动力机制、 思维理念、 环境氛围、 发展主体、 政治保证八个方面概括了“‘中国模式’的八大基本要素”。
第三层次：从哲学高度对“中国模式”的内涵进行解读。郝立新、卢衍昌在历史观、认识论、价值论层面对《“中国模式”的哲学意蕴》进行了分析。任剑涛也在《矫正型国家哲学与中国模式》中试图探讨“中国模式”背后独特的哲学基础，作者称之为 “矫正型国家哲学”。面对上述以哲学视角对“中国模式”展开的探索，潘维明确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谁归纳的‘模式’更精致，更有解释力”。
上述三大理论层次的研究存在的问题分别是：第一层次的看法可以说谈不上理论研究，其实质只是把“中国模式”罗列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各领域的基本制度、体制和政策的综合；第二层次的研究问题在于，事物之“所是”并非其特征或要素之和，而且从这一角度所进行的归纳总结是无法穷尽其内容的，反而容易造成对“中国模式”基本精神的肢解。第三层次即便声称从所谓的“哲学”角度展开研究，但也未能抓住哲学作为实践意识的根本意义，而是把本应作为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有价值的实践成果”的实践意识，降格为抽象的或曰形而上学化的理论探讨。因为倘若以“更精致”和“更有解释力”为评判准则，各种理论都可以自命为对“中国模式”这一历史实践的正确解释，而对实践的“解释”本身仍难免是理论的，于是，诸理论解释之间的竞争复成为一个理论问题，“实践”沦为空话之虞。
总之，上述研究现状表明：一方面，当前国内外对于“中国模式”研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从总体上说，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最有价值的实践成果，“中国模式”在当前的研究中往往被作了皮相的解释，正如学者杨生平所概括指出的，“目前理论界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主要是从中国的经济成就、社会稳定等角度进行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对策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而缺少基于人类社会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大视野，综合政治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存价值、文化价值的深度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其世界意义和未来走向的界定与阐发也难以真实和深入。这充分说明今日国人对“中国模式”这一中国人自身生命实践的历史批判运动，还缺乏实践意识上的真正自觉领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理论遗憾，同时也蕴含着给国内外各种意识形态和分裂势力以可乘之机的危险。
三、国内外“中国模式”研究的根本分歧及根本症结
1、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和问题背后之根本分歧——两大语境的对抗
上述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和问题背后之根本分歧在于，当前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存在两大相互对抗的语境：
一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语境：把“中国模式”等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研究重心放在对社会主义运动各阶段的内在关联、历史逻辑或发展脉络的纵向考察上。“马龙闪研究员认为，党的十七大报告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对其产生、形成、理论渊源和内涵，以及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这实际上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模式’即‘中国模式’的正式诞生。学者陈志认为，‘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致的，只是概括的角度不同。‘中国模式’的提出是从全球的高度看中国的发展，侧重于横向的比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立足于国内发展所作的纵向考察。
二是“现代性”的语境：主张今日中国现实进步的主题是顺利完成社会转型，以进入合格的现代化社会。“俞可平认为，‘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蔡拓教授也认为，‘中国模式’是全球化背景下积极回应参与全球化的社会发展模式。这一社会发展战略和模式以一种开放的眼光和世界的胸怀，充分利用、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以建设性的态度对待和参与国际机制，趋利避害，力争最大限度地为自身的发展创造条件。离开全球化来谈中国的发展道路与模式就没有抓住核心。”胡伟等认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属于一种“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模式”。
2、关于“中国模式”研究的两大对抗语境之根本症结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视域中展开的，按照这一进程的“总设计”，社会主义和现代化本应是合二为一的过程，即统一于人类探求超越资本主义的新生存方式的历史批判运动。然而，在通常的理论研究中，两大思想语境却常常发生分离乃至对抗，其根本原因在于，在传统语境下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近代解读”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思想境域。换言之，理性形而上学的近代思想框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性质和当代意义的遮蔽，造成当前 “中国模式”之本质内涵无法被澄明的混乱研究状况。
在理性形而上学的传统语境下，历史唯物主义从性质上被解读为经济决定论或社会（暴力）革命理论，这反映在“中国模式”的研究上就表现为上述两大研究语境的对抗。前者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革命理论批判今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对社会主义传统的偏离，后者以现代化进程的实际需要（主要是经济发展需要）来否定对现代化的批判意识，这一否定的背后是对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的质疑，由此引致的实践后果是，本应融合的“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建设分裂为两个对立的过程。这一分离在思想中的存在与实践中的践行，演化出在当前中国一定范围内存在的各类社会利益对抗，并引发人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产生的各种思想困惑，由此衍生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结语：历史唯物主义是通达对“中国模式”之自觉领会的思想指南
对于今天的人类所陷入的文明危机的本质来历，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迄今为止最深刻的分析。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历史唯物主义是理解和描述中国社会转型这一场民族命运之转换的历史运动的指南，它比现今一切社会科学的描述更真切地帮助我们认识中国当代的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机制。因此，唯有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重新审视和认定“中国模式”的本质内涵和世界意义，方有可能通达对“中国模式”——中国人自身生命实践的历史批判运动中最有价值的实践成果——的自觉领会。然而，传统语境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近代解读”遮蔽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性质和当代意义，从而造成了对“中国模式”之本质真相的遮蔽。因此，今后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要回答时代提出的“如何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达到自觉领会？”的重大问题，就必须从如下几个方面做出切实的努力：
首先，认清“中国模式”本质内涵的理论根基，是澄清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性质和当代意义。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解和描述“中国模式”的思想指南之意义与价值，唯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语境”被澄明的前提下方能实现。因此，冲破国内外目前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混乱视角之迷雾，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性质和当代意义，是当前“中国模式”研究的首要工作。
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西方思想史的一次革命性变革，它扬弃了西方近代理性形而上学传统，从对资本主义时代之形成的深刻理解中产生了存在论境域。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整套固定的理论教条，而是由一系列基本原则与方法所形成的思想视域，并且要求在此视域中把捉到当代历史实践的真实内容与发展趋向。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实践的理解和自觉表达，乃是历史唯物主义对思想的当代努力所提出的艰巨任务。在此思想境域中，方能基于人类社会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大视野，认清“中国模式”的本质内涵和世界意义。
第二，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视域在当代语境中被澄明的前提下，应当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境域中揭示当前研究“中国模式”的两大语境——“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现代性”——对抗的根源，并力求突破这种分裂与对抗的局面，实现“社会主义”和“现代化”进程在思想中的融合和实践中的和谐。
第三，在此基础上，要打破世界许多国家和学者把“中国模式”作为模型或样本的错误理解，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际进程，论证“中国模式”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超越资本主义的新生存境域的现实例证，对于作为“世界历史”的全球化运动的发展，乃至对于人类探索新的生存方式的生命实践，都具有重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对“中国模式”本质内涵的探索还尚需长久的努力，但目前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可以肯定：“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的既非“苏联模式”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也并非“美国模式”意义上的现代资本运动的模型或样本，而是当代中国人自身生命实践的历史批判运动，其特征是当代中国人在成熟资本主义的国际环境下创造的新型社会和解，即在全球化运动中既能利用资本的文明面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资本的异化面的社会发展模式，它表现在：中国人通过这场当代生命实践的历史批判运动，对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与生态关系三大人类社会发展基本维度的创造性重建。这种模式成功实践的根源在于，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基本文化精神即“感性生命精神”本质契合，并以此形成对现代性原则的制约，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本质上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资本化运动，它是中华民族在现代性到来之前就对其先行进行批判的生命实践。
综上所述，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探索超越资本主义生存境域的历史批判运动之现实例证，“中国模式”尽管还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对它所达到的理论与实践高度的探索，不论对于当代中国人自身生命实践的历史批判运动的自觉领会，还是对于作为“世界历史”的全球化运动的发展，乃至对于人类探索新的生存方式的生命实践，都具有重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然而，当前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之所以只对这一意义深远的历史批判运动做了皮相的解释，其根源在于没有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语境”揭示“中国模式”的本质内涵和世界意义。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所开辟的思想境域对“中国模式”的本质内涵及其世界意义进行深度解读，方能回答时代提出的“如何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达到自觉领会？”的重大问题，并推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