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主体价值取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展
闫虹珏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部，上海，201620）
[内容摘要] 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以来，随时代演变与实践要求的变化，其传播方式与路径不断衍化。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的价值取向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样态。在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进程发生了三个转向：在传播内容上从最初的观点介绍转为方法论的运用；在传播受众群体上从知识界精英转为普通民众；在传播立场上从世界主义视野转向民族主义立场，突出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正是这三个转向，使马克思主义在早期传播过程中逐渐清晰了传播路径与方式，为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奠定了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中国革命 社会主义 传播主体
自马克思主义在上个世纪初传入中国以来，它就和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紧密相联，在中华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活动有机融合，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实施改革的理论基础。
如何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预言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实践需要催生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表现为“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534），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活动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表现为通过恰当的传播途径，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和通俗易懂的语言被广大群众接受、认可，转化为具体行动指南的大众化过程。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有效传播与认同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
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至关重要，他们的价值取向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样态。本文试以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两个杰出代表李大钊、毛泽东为例，通过剖析他们价值取向的改变解读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导向,探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方式与路径变化的轨迹。
一、传播内容：从原典译介转为方法论的运用
1899年英国传教士在《万国公报》上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及其马克思主义思想。随后梁启超、朱执信等人也介绍过马克思学说，但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存在诸多误解和偏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人对资本主义社会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对技治社会运行模式的缺陷有了直观的认识，一部分人质疑西方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但是尚未找到可以替代的方案。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非常兴奋，他们认为俄国式的道路证明资本主义以外的其他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可行性，指导十月革命成功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引起国人关注。当时许多宣传进步思想的刊物如：《新青年》、《每周评论》、《觉悟》、《晨报》、《国民》、《建设》、《星期评论》、《湘江评论》等纷纷撰文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和各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者的生平传略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介工作也日益增多。科学社会主义以其体系的科学性、论证的严密性和对现实的批判精神赢得了国人的认同。但是，它毕竟是西方文化传统的产物，传播者不仅需要准确传达原典的核心思想，而且需要把它转换成适合中国语境的理论体系。理解其精义，解读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移植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需要破解的首要难题。
原典解读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任务。这个时期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处于“格义比附”阶段，一是表现为翻译用语不规范不统一，如：单是“马克思”一词就有翻译成“马格斯”、“马科斯”等，很多词语干脆直接音译，读者不明就里，读起来生涩难懂。二是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支离破碎，不成体系。三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指向性模糊，马克思主义对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究竟有何意义？抽象的理论如何转化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活动的具体行动指南？当时大部分传播者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些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的重要性。随着原典译介活动的深入，有少数人开始尝试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论，解析中国社会，回应现实要求。作为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详细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并对这些思想的来龙去脉作了细致的梳理，使国人得以完整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本框架、主要思想和核心理念。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并没有简单地译介原文，而是采用夹叙夹议的方法，阐发自己的见解，难能可贵的是李大钊还尝试用唯物史观作为方法论，对中国社会所处历史阶段进行了解析。他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得以形成的理论渊源，论证了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肯定了以俄为师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正确选择。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李大钊根据他对欧洲经济学理论发展源流的考察,认为“由经济思想史上观察经济学的派别，可分为三大系，就是个人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与人道主义经济学。”2（16）。以个人主义经济学观点为依托的资本主义有两个特点，表现在经济领域就是以资本为本位，表现在社会领域就是以个人为本位，其最大的弊端是“贪私无厌”，即个人私欲的无限膨胀，虽然社会财富持续增加，但只有少数人拥有支配社会资源的特权,绝大部分民众并不能共享财富积累带来的好处，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理想没有能够成为现实，因此在欧洲出现了旨在通过道德革命改造社会的人道主义和旨在通过经济革命改造社会的社会主义。李大钊认为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看,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是时代潮流，十月革命正是这一历史潮流的表现。
李大钊进一步指出,从中国具体国情看,业已失去了施行资本主义的现实条件，社会主义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不二法门。因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扩张，使中国被迫纳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圈中，不仅没有解决国内原有的问题,而且中国民众受到的压迫比“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苦痛”。如果我们实行资本主义，不仅是逆时代潮流而动，而且将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再看中国在国际上地位，人家已经由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地位，我们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发点，按人家的步数走。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在这种势力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2](277-278)
如果说李大钊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阐释和解读路径具有较为浓厚的学院派气息，还没有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实践活动的指导性特点，毛泽东则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自觉运用这一理论解读中国社会问题的佼佼者。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成立，但它的主导思想、组织原则、行动纲领等等都没有显现出中国革命的独特性，只是重复了莫斯科关于中国革命的看法。不过，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活动中逐渐积累了经验，积极尝试中国式的革命道路，比如：当时在海陆丰从事农民运动的澎湃、在广州协助国民政府着手农民讲习所工作的毛泽东，都是这个时期的杰出代表。这个时期毛泽东早期最重要的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相继出炉。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毛泽东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对中国社会结构进行了剖析，他并没有简单地进行类比，而是根据中国特殊国情作出判断，如：资产阶级，就细分为大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细分为：工业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以及游民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按其谋生境遇分为左、中、右；半无产阶级细分为：“（一）绝大部分自耕农，（二）贫农，（三）小手工业者，（四）店员，（五）小贩等五种。”3（6）特别是毛泽东对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划分以及分析，非常精准地描绘了当时中国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并对中国革命的未来走势作了准确的预见：“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3](9)文章通篇没有抽象的术语和堆砌的原理，但却准确传达了阶级斗争理论的核心理念，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论解读中国社会问题的典范。
二、传播受众群体：从知识界精英转为普通大众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强国之路，其解决思路一直是走精英救国的路线，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下层的社会力量一直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他们被革命者看成守旧势力的同盟军，是愚昧、落后的代名词，他们的革命是被动的，特别是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始终处于革命的盲点。无政府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后，这一情况有所改变，无政府主义认为：社会底层力量是革命的中坚分子，他们一旦被发动起来，就会自我解放，爆发惊人的力量。他们号召知识精英到民间去，向下层民众宣传革命理论，动员他们参与革命。但无政府主义限于自身理论与组织结构的缺陷，其影响力非常有限。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主要借助学术杂志作为传播媒介，接受者为认同社会主义理念的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由于工人、手工业者等社会底层力量的介入，新文化运动由最初单纯的文化革命转为更广泛的社会革命，青年学生中出现了到民间宣传革命思想的趋势，但并未形成普遍态势。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针对广州、上海等大城市的产业工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初步积累了向普通民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验，但占据人口多数的农民并不是传播受众的主体。当时共产国际也赞同动员农民参加革命，但质疑农民的革命彻底性，他们依据俄国的经验，认为农民受到自身生产方式的局限，不可能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农村运动是作为配合城市工人运动进行的，因而将当时少数大城市的产业工人定位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受众群体。李大钊在后期著作《中国内战与中国农民》、《土地与农民》、《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等文中，意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国人口中占主要位置，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之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4(76)他关注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预言农民是中国革命可以依靠的主要力量，主张改造其思想，变革其组织，使之转变为革命的力量“革命的青年同志们，应该结合起来，到乡村去帮助这一般农民改善他们的组织，反抗他们所受的压迫！随着乡间的组织工作，当注意到乡间的文化提高问题。到乡间去的同志们，应知利用农闲时间，尤其是旧历新年一个月时间，作种种普通常识及国民革命之教育的宣传。……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4](84-85)
自觉把传播受众群体定位于普通下层民众特别是农民，努力探索各种方式向农民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早期最重要的活动之一。为了向农民有效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等人相继在广州、湖南等地建立农民讲习所，毛泽东亲自担任教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农民宣讲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通过自己的革命实践活动，断言农民才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群体。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就预言农民阶级将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这个庞大的群体势必会影响整个革命进程的样貌。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对应于城市产业工人、码头搬运工、粪夫、清道夫等城市无产阶级，毛泽东认为在中国还存在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包括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以及绝大部分的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五类人，毛泽东指出，由于中国产业工人数量极少，因而经济上已经遭受地主、资产阶级双重压迫，思想上却未受任何“文明世界”观念影响，占中国人口总量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指绝大部分的半自耕农、贫农和雇农）是最具潜力的革命力量，一旦拥有渴望的土地，他们从最纯朴的情感出发会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开篇，毛泽东就预言：“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3（13）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为他日后提出新民主义论奠定了实践基础，他基于实践的认知对中国共产党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路径与方式的转变影响深远。
三、传播立场：从世界主义视野转向民族主义立场
在《共产党宣言》的结尾，马克思恩格斯发出如下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工人没有祖国，因为在欧洲，资本主义制度业已成为各国普遍施行的社会制度，他们面对的是整个资产阶级，不论在哪里，受到的剥削是相似的，随着资本的对外扩张，经济全球化将在各国带来相似的社会问题，因此主张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推动社会主义运动，这一思路被后人称之为共同胜利法。十月革命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大门，但苏共对外“输出革命”时强调苏俄革命的普世意义，并赋予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神圣性。
其时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是古典自由主义，人们认为人类的本性是持续不变的，通往至善的道路是唯一的，所有的民族都会选择这条道路，只要我们依凭理性找到它，中国面临的社会困境就会迎刃而解。当苏俄革命模式以及指导其成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飘洋过海来到中国时，绝大多数传播者相信我们已经找到解决中国困境的至善之路，这一模式将会在中国复制成功，只是时间早晚问题。因而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还保持着世界主义的视野，人们试图通过类比的方式寻找中国施行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在类比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中国的资本主义尚处在发展早期，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差强人意，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表现在哪里？限于历史环境，绝大部分传播者并没有认真思考这些问题，当时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经验中看到了中国跃进式发展的可能，普遍强调外国资本家对中国本土的压迫促成了中国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不能指望革命条件自动成熟，而只能通过政治革命，在过程中推动、创造革命成功的条件。李大钊在后期研究活动中注意到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找破解中国现实困境的答案，《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以及《中国内战与中国农民》、《土地与农民》等文章都是他尝试回应现实的探索。毛泽东则在革命实践中深切感受到解答这些理论问题的迫切性。20世纪20年代末期，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仿效苏俄革命模式，探索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但是城市武装起义几乎无一例外地遭致失败，而依托农村、以农民为主体的井冈山革命实践却展现了勃勃生机。血的教训促使毛泽东抛弃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中毛泽东详细分析了中国特殊的国情以及我们应对的策略，初步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他得出结论：“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3（48-49）这个条件“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 [3](48-49)、“马克思主义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3](106) 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基本思路和马克思、列宁等人所描述的社会主义革命模式相去甚远，但却非常适合中国当时的国情，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在理论上的大胆突破，这次突破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它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作为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要求传播者使用中国语言、采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带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表达形式1（534）来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适应中国国情的特殊性。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以来，随时代演变与实践要求的变化，其传播方式与路径不断衍化，从外部导入到理论创新，从最初的精英化模式到平民化路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方式与路径的衍化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和时代化进程的具体内涵。
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受到新文化运动主流思想的影响，绝大部分传播者都把它当成一个可以照搬的现成模式。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接受来自西方的现代理念，激烈者如胡适、陈序经等人甚至主张“全盘西化”。不过已经有些传播者开始意识到这一理论对中国革命的方法论意义，意识到这一理论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特殊需要。李大钊作为第一个系统向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在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同时，也尝试对其核心理念进行解读，他也是第一个尝试用唯物史观解读中国历史的学者，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开始自觉地把这一理论作为方法论解析中国社会，经过这些早期传播者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三个转向：在传播内容上从最初的观点介绍转为方法论的运用；在传播受众群体上从知识界精英转为普通大众；在传播立场上从世界主义视野转向民族主义立场，调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正是这三个转向，使得马克思主义在早期传播过程中逐渐清晰了传播路径与方式，确定了主要的传播载体和主要受众群体，并为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奠定了努力的方向。
主要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至四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一至第八卷）[M]，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李大钊，李大钊文集（第一至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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