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文中，“人文精神”一词应该是humanism，通常译作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根据“人文”的语缘分析， “人文精神”是指提倡人要受全面的教育、充分发展人各方面的能力的精神。[2]人文精神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是指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潮，其核心思想为：一，关心人，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反对神学对人性的压抑；二，张扬人的理性，反对神学对理性的贬低；三，主张灵肉和谐、立足于尘世生活的超越性精神追求，反对神学的灵肉对立、用天国生活否定尘世生活。广义则指欧洲始于古希腊的一种文化传统。[3]百度百科把人文精神解释为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周国平把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确定为三个层次：一，人性，对人的幸福和尊严的追求，是广义的人道主义精神；二，理性，对真理的追求，是广义的科学精神；三，超越性，对生活意义的追求，是广义的宗教精神。简单地说，就是关心人，尤其是关心人的精神生活；尊重人的价值，尤其是尊重人作为精神存在的价值。[4]人文精神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

二、中国社会人文精神现状分析

人文精神（人本主义）一词在中国出现的很晚，最早始见于胡适先生《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演讲中。[5]但在中国近当代的历史中，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却一直没有停息过，关于“中国有没有人文精神”、“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马克思主义与人文精神”很多命题成为国内学者的讨论的热点。

在今日中国，一提到弘扬人文精神，就不得不提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文学界乃至学术界有关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人文精神讨论始于1993年，《上海文学》第6期发表了王晓明等华师大中文系师生的多人对话录《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提出了文学和人文精神危机的问题， 1994年，在北京的《读书》杂志上陆续登载了6篇对话，这个讨论很快就变成为一个“媒体事件”。在持续两年的过程里面，不断有学者加入这个讨论，许多报刊，如《光明日报》、《文汇报》还开辟了专栏。到1995年，人文学界以外的一些学者也开始加入，有基本赞成的，有分析的，也有批评的，各种各样的声音。就在这两年中，“人文精神”逐渐成为一个流行词。[6]

这场大讨论焦点问题是“人文精神是否已经失落”，观点分为对立的两面。一方认为人文精神的失落或遮蔽具有普遍性，在今日中国已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对中国人文精神持乐观态度，曲卫国认为，人文精神是不可能失落的，因为只要人类存在一天，人类便不会停止对自身命运的思考和把握，所以实际上不存在什么人文精神的失落。王朔、王蒙和朱维铮都认为中国历史上就未存在过人文精神或者就没有辉煌过，所以也不存在失落的问题。但无论正反两方的立场如何，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对现代中国人文精神状况的担忧，因此都无不提及“重建人文精神”的问题。相对人文精神的大讨论，随之而来的关于大讨论的反思更值得思考，贺来指出“人文精神”讨论存在形式主义、精英主义倾向、道德浪漫主义、与现实生活世界相脱节四大误区。指出“人文精神的讨论应该深入到对人们现实生活的理性分析、情感关注和文化批判中去，而不应仅仅停留于人文知识分子之中。”陶东风把“人文精神”论争看作理想与世俗、精英与大众的对立，将世俗大众作为批判的对象，忽视了大众在人文精神中的主导作用。宋建林指出讨论的误区在于忽视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人文精神’讨论中许多人惊呼失落并要重建的人文精神，更多的是指人性、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人文精神的内涵，而对主流意识形态所提倡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失落与重建，却没有引起重视，甚至不以为然。”重建人文精神应当把它的起点放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上，把人文精神定位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上，作为任重而道远的宏伟工程来完成。”[7]

无论从大讨论本身还是随后反思来看，人文精神建设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社会和个人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调整自身。在转型和加速发展的中国，人文精神问题日趋明显，俞吾金归结为三种畸变现象：一是古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完美化，二是现代中国人文精神的神秘化，三是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宗派化。而如“张悟本事件”、“李一道长事件”和汪晖****事件中的“联合签名声援信”等现象，正是中国人文精神畸变的典型表现形式。[8]归根结底，中国社会人文精神的的问题还是因为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状态造成了物对人的挤压，所以，人文精神问题的解决要归结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上来。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途径，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和人文精神价值提高整个社会的人的精神文化素质，人文精神危机才能克服。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中国社会人文精神提升意义

1、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多数人理解掌握的过程。”[9]十七大提出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要指的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但从广义上来讲，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大众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尤其是最新理论成果的大众化。[10]

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思想文化的交流，加强各国人民文化的相互理解与学习，但这种交流加之西方发达国家的渗透也导致了中国文化多样化、价值取向多样化、社会意识多样化等，如果缺乏正确的引导，就有可能导致人民群众的核心价值认同危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也会受到挑战。在国内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发生着深刻变动、社会阶层出现新的变化，人的思想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一些人思想上出现了迷茫，人们的思想、价值、政治诉求都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而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在这种深刻的变化形势下，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使之为各阶层所理解接受，是使马克思主义在这一复杂新变化中继续保持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重要保障。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创造历史的主体，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最终还是要使得当代马克思主义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当前大众在精神文化方面有了更高的需求。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就必须创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11]

2、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及价值

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问题是中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都非常重视的问题。法国哲学家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人学空场”，西方学者朗兹胡特、阿尔都塞等人更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人文精神是对立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体系，表面上缺少对人的关怀，但却从实践的角度解释人的存在，洋溢着深厚的人文关怀。马克思继承了西方人文主义的伟大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是一种人的解放学说，人文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马克思主义是最彻底的、最高的人道主义。[12]

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就提出了“自由的人，真正的人”的概念，在《资本论》中，他继续阐发了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并且进一步论述了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在《经济学手稿: 1857-1858》中，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最终达到“自由个性”的全新水平，即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态”。可以看出，对人类终极命运的关怀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内容。这一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所具有的真正的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同样也诠释了人的作用，饱含人文精神，恩格斯曾经把历史唯物主义概括为“关于现实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人的一种科学方法，其本质是以人为本，人文精神的核心内容是基于实践活动之上的对生活整体性意义的寻求，在人的活动中始终渗透着人的价值取向和主体性品格。马克思主义注重从主体实践活动的角度来理解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其关心的中心问题不是客观存在着的世界的运动变化，而是主体活动以及由此引起的自然界对于人的生成问题。[13]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更加蕴含了深刻的人文关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发展先进文化，着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活动，必然是植根于现实生活的终极关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在坚持人的主体作用的同时，更体现人文关怀，实现人的价值，就是要把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需要同人民素质的提高结合起来，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结合起来。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仅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更代表了一种新的人类精神和生命意志。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确立马克思主义在人文精神领域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来培育和提升全社会的人文精神，是社会主义社会,同时也是整个人类进步的一项必然选择。[14]

3、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中国社会人文精神提升的意义

分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中国人文精神提升的意义，首先需要明确两个问题。一个是人文精神大讨论时期所忽略的问题，就是坚持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一切人的全面发展决定了社会的发展，因此中国社会人文精神的提升需要依靠一切大众的精神素养的普遍提高。另外一个是当代中国社会要树立什么样的人文精神，明确这个问题，才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武器解决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人文精神畸变的现象。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活动的主体。首先，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其次，人民群众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因此，理论只有为人民群众掌握，并转化为他们的自觉行动，才能成为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15]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毛泽东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16]因此要提升中国社会的人文精神还得坚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方法论，不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巨大作用，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和把握程度，不仅关系到他们能否对抗西方和传统思想的干扰，而且关系着整个中国社会精神文明和人文精神的提升。

俞吾金认为，“我们需要确立的是真正的人文精神。那么，真正的人文精神究竟是什么？真正的人文精神应该理想型的人文精神，必须蕴含三个方面的要素：第一个方面的要素是平等观念；第二个方面的要素是理性、科学和真理等观念；第三个方面的要素是人格、个性和公正等观念”。[17]确立理想型的人文精神，树立平等、科学等观念同样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特别是对大众的指导。马克思主义者：“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18]大众树立平等观念，有助于大众认识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局限性。理性、科学、真理观念的缺失似乎是当代大众更为严重的一个问题，现、当代中国社会没有经历过当时欧洲社会经历过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根深蒂固地积淀在中国老百姓心理层面上的宗教观念和迷信思想从未得到过系统的批判和彻底的清算，因而理性、科学与真理的权威地位从未真正地被确立起来。[19]科学、理性的观念作为人文精神的要素在当代中国更是不可缺少的，马克思早已深刻指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20] 因此，只有大众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才能对抗迷信和宗教文化思想的侵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在于它赋予了大众一种世界历史的眼光，使大众在当代复杂的世界景观中具有方向感，在各种文化的碰撞中把握自己，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大众才可能树立一个正确的坐标，区分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在超越西方现代文化的基础上弘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构建具有时代气息的先进文化[21]和平等、科学、理性、尊重个体发展的人文精神。

4、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升中国社会人文精神

坚持通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方法提升中国社会人文精神，在过程中还要警惕“去马克思主义化”的倾向，也就是人文精神的提升能否通过“非意识形态化”来实现。人文精神从属于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人文精神应该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文化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必定包含着人文主义精神，并且对于人文主义在今天的发展与实践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让每个人都得到解放、得到自由发展的社会。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制度，对于广大劳动群众来说，那是“最无愧于和适合于人的人类本性”的社会形式。所以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人文精神是统一的。确立马克思主义在人文精神提升过程中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来提升全社会的人文精神，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际工作中，都是现时代的一种必然选择，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现人文精神的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面对现阶段全中国社会人文精神缺失，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革命的学说和最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学说，为我国人文精神的重建和提升指明了方向。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去批判现实世界中一切不合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动地改造现实世界，不仅有利于物质文明的提升，更加有助于精神文明的提升。人文精神作为人对价值世界的观念反映，它主导着人的思维，影响人的潜意识，决定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并最终通过人的行为影响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因此，人文精神作为社会意识文明的一部分，能够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共同的价值追求,，形成强大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支柱”。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关注是一种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在终极关怀的层面上来全面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达到全面和谐的境界，这也正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旨所在。[22]

[1] 王晓明. 人文精神讨论十年祭[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11